時代下的女性私密史：《東京小屋的回憶》The Little House

東京小屋的回憶  小さいおうち  The Little House

山田洋次  Yôji Yamada│2014│Japan│136min│Colour

文／謝以萱


《東京小屋的回憶》是八十二歲的日本導演山田洋次所導演的第八十二部作品，改編自中島京子的原著小說：《小さいおうち》（「女僕系列」最後一部，中譯本名為《東京小屋的回憶》）。繼上一部電影《東京家族》之後，堪稱是「日本心靈代言人」的他，再度以描述日本社會的庶民生活，擄獲觀眾的心。

這部電影對我而言最令人喜愛的是，再現了時代中女性的私密回憶，特別是那段發生在 1930年代，日本正面臨對中戰爭、很可能引發對美戰爭，直至世界大戰爆發時的故事。戰爭的故事我們都聽得不少，上過歷史課的人我們都曉得，哪一年日本佔領了中國的哪裡、哪一年正式宣戰與投降，但是我們不知道的是，那些被所謂國族歷史的「正史」所吞滅的庶民生活史，特別是女性個人私密的生活史，應該說是，女性的羅曼史。


電影《東京小屋的回憶》呈現出相當有趣的「歷史」對照，老太太多喜（倍賞千惠子飾，少年時期由黑木華飾）在姪孫健史（妻夫木聰飾）的鼓舞之下，持續書寫她年輕時在東京中產階級家庭幫傭的故事，多喜鉅細靡遺的描寫了她的第一個幫傭家庭，接著便被轉介到女主人的妹妹家── 一幢位在東京山坡上有著美麗紅色屋頂的小屋。

 那幢小屋，是屋子的女主人平井時子（松隆子飾）花錢建造的，男主人是一位玩具公司的幹部（電影中他們公司的產品有Q比），這幢兩層樓的西洋式建築，紅色的屋頂非常醒目，時子的姐姐對於她寧可花錢蓋房子卻不把錢花在為兒子籌備教育基金上感到相當不解（以進入好的小學、好的國中為目標；看來當時日本的升學主義、菁英教育的意識便非常嚴重）。但是，時子卻相當不以為然，對她來說這就是她夢想中的房子，西式的客廳有著漂亮的燈飾沙發，還有唱盤，她喜歡喝紅茶，閱讀《亂世佳人》，但她卻也像其它當時的日本女性一樣，將房子內外都打點得很好，等待男主人回家。在此呈現了時子她雖作為一位天性浪漫的年輕女性，作風與當時許多傳統保守的女性不同，但是她在那個時代氛圍下，卻又不得不恪守做為一位賢妻良母的「本份」。

在多喜的眼中，這是個相當幸福快樂的家庭，女主人時子對她相當親切，而多喜也全心全意的協助女主人照料這家予以回報，在小少爺恭一罹患小兒麻痺時，多喜更是每天背著年幼的恭一走數公里的路去做復健，而多喜這樣的付出便贏得了家中所有人的信任。

然而，一切就在男主人公司的年輕同事板倉正治（吉岡秀隆飾）出現後，產生了看似幽微但實質驚天動地的波瀾。

板倉年輕又有才氣，帶有憂鬱的藝術家氣息，他的出現，立刻成為家中兩位女性：時子和多喜關注的焦點，而板倉與其他男性有著顯著的不同，當男人們談論著國家大事、談論著玩具出口的生意經時，他絲毫不感興趣，他反而跑到樓上恭一的房間，和這屋子裡的女人與孩子一起，欣賞這幢紅色小屋的建築結構、把玩恭一的玩具、翻閱時子買給兒子恭一的童書，甚至還為恭一念故事（想想這在當時超級大男人主義的日本有多麼的不尋常），兩位「男孩」就這樣讀著一本童書讀到睡著。板倉與其他男性與眾不同的氣質，便透過這一場戲勾勒得相當細膩，象徵典型父權的公司老闆對他居然睡倒在人家家中這件事相當生氣，對那些男性們來說，板倉簡直就是個「不合格」的男性──他體格瘦弱多病不用當兵、對男人談論的國家經濟話題沒有興趣、他沒有各種符合日本男人的「氣魄」，也總是穿著輕便、西式的服裝──麻襯衫、白色寬管褲、戴著漁夫帽穿著拖鞋，他有著赤子之心，喜歡畫畫，熱愛西洋古典樂；這種種都吸引著時子，這都是她在丈夫身上所看不到的。



丈夫雖然愛時子也愛家，但是卻總以一家之長、一家之父的姿態，忙於工作（雖然也是為了養家），因而給予板倉接近時子的機會。

臨時無法出席的音樂會，整個過程讓我們看見相當精彩的拉鋸戰──傳統男性／女性角色恪守傳統「本份」的價值觀（男人工作為重，女人追隨丈夫），與現代較為自由的價值觀產生了相當有趣的對比，也因著時子最終選擇了打破她自己對於妻子角色的堅持，而獲得了嶄新的關係，讓她與板倉之間更進了一步。之後，時子奉丈夫之命，以公司幹部夫人的身分去說服板倉相親，在這裡我們看到當時日本公司對於員工的「照料」除了工作領域之外，更擴及私領域，老闆上司就像是父親一般，扮演著安排人生大事的角色，並且，員工的婚姻還可能成為公司商業結盟的棋子，這在今日看來是相當不可思議。然而，就因為這一層關係，使得時子和板倉有了繼續聯繫的可能。

這對傳統父權來說其實相當諷刺，正因著傳統父權所要求的相親任務，而創造了人們突破婚姻家庭束縛、追求私己愛情的可能。時子一次次的前往板倉家中幽會，板倉也會藉機到這幢紅色小屋。

而這些，都讓多喜看在眼裡，她相當清楚女主人時子與板倉之間的情慾出軌。但多喜愛惜她的女主人，也對板倉有著好感，她身為女僕的身分，讓她即便有著這些情感，但都無法「僭越」，即使主人家並沒有完全忽略她的「人生大事」為多喜安排相親，但那並非是多喜喜歡的對象。對當時的多喜而言，這幢紅屋頂的小屋就是她的家，她願意一輩子不結婚服侍時子一家，沒想到當時看似情緒滿漲而衝動說出的話語，卻在日後一語成讖。

在這部電影中，最具意義的倒不是這段出軌情慾本身，而是經由多喜回憶這段幫傭的生活與女主人時子的出軌，讓人看到屬於陰性敘事的角度（相較於國族歷史的陽性敘事），企圖衝撞陽性象徵的國族歷史、父權宰制的家庭。比如說，健史一邊讀著姨婆多喜的手稿回憶錄，一邊試圖「糾正」多喜的回憶，看到她寫說 1930年代在東京的生活是她最開心快樂的時光，而當時的東京洋溢著現代大城市的繁華熱鬧，健史總是以一種受過教育的大學生姿態「糾正」著：應該要客觀的看歷史啊，那時候日本明明在戰爭，在中國發生不少戰役，怎麼可能大家的生活是開心的呢？明明在戰爭，又怎麼可能吃到炸豬排？日本攻下南京，東京婦女們想到的第一件事居然是開心的到百貨公司撿便宜？（因為百貨公司推出「戰勝大拍賣」）

 

多喜面對健史政治正確的質疑（他的政治正確姿態，並非是他自己親身經歷這段歷史，乃是因為他所認識的過往是被寫入日本歷史的正史），總是滿不在乎的說，不管怎樣我在那幢紅色小屋那段時間的感覺就是那樣快樂。而確實，這故事發生的背景雖然是面臨戰爭的日本，導演也一再地透過各種手法，例如戰爭的捷報、人們的談論、戰時生活用品的配給緊縮、男人必須去當兵，來提醒觀眾，當時的日本社會所面臨的局勢，但是那些所謂的局勢，其實是以一種後設且巨觀角度檢視的結果（健史對多喜回憶的糾正也是如此），對當時生活在這幢紅頂小屋裡的人們來說，其當下的生活、情感重心，卻不是那樣一回事。特別是那些做為陰性象徵的角色們，她／他們（包括板倉）相較於其他陽性象徵的角色（例如男主人、公司同事們、時子保守又傳統的姐姐），反而是陷落在錯縱複雜的個人關係情感中，而這些情感對當時的那些人而言，重要性更是遠遠大過於國家戰爭與經濟。


這部電影／故事之所以令人喜愛，便是它還給這些長期以來被貶抑的女性情慾、在國族歷史之下被視為小情小愛不重要的羅曼史，得以被看見、記住並流傳的機會。藉由一位當時身分地位看似最受壓迫、底層的女性角色，從家的內部看見這些同國族戰爭一般足以顛覆人與家庭，但卻一直是「正史」所忽視排擠的「私史」；看見同是女性的時子，是如何因著她的社會角色而被「囚禁」，囚禁在這幢她最愛的紅頂小屋中──沒錯，女性的身體總是與屋子／家庭綁在一起。

個人的情慾即便再如何地無所畏懼，最終還是被整個家國、時代給攫取，板倉雖然體弱多病是無須服兵役的丙等體位，但隨著日本對外戰爭的擴大與情勢吃緊，就連丙等體位的男性也被徵召；而時子為了去見板倉最後一面，不顧外界流言蜚語地想要再度前往板倉的家，但最後卻被多喜給阻止（很可能是護主心切，也可能是她自己情感的矛盾與掙扎），而這，就此成為所有牽涉其中的人，一輩子最大的牽掛與遺憾。

戰爭的影響，終究是鋪天蓋地的襲來，東京被大轟炸、廣島長崎被投下兩顆原子彈後日本投降，多喜回到了自己位於山形縣的家鄉避難，而時子一家和那幢紅頂小屋，卻毀於戰爭的無情。

 

經過了許多、許多年之後，多喜以自己的書寫，記下了這段不可能被國家歷史所記憶的過去──時子和板倉那段禁忌之戀，兩女一男之間跨越身份角色的幽微情誼。同時，多喜因為可能拆散了一對戀人而自責一輩子的情緒，透過這樣自傳式的書寫，某種程度完成了自我救贖。那幅畫著山坡上紅色屋頂小屋的油畫，就掛在多喜的臥房床頭前；後來成為知名畫家的板倉，也畫了那幢紅頂小屋，珍惜的掛在臥房裡。這段發生在小屋中的故事，雖然短暫雖然私密，但卻深深影響了活下來的每一個人一輩子。

就此而言，這再度說明了一再被強調的國家「正史」其實無法代表所有人的歷史經驗，個人的情感不必然比國族情感次要，個人的經驗也不必然只能潛伏在國家歷史之下。事實上我認為，這是導演山田洋次在面對戰後日本該何去何從時，所展現出的高明態度，他不去緬懷也不一面倒的譴責軍國主義，他選擇透過女性的個人私密史，去映照出戰爭時代下的小人物，呈現同處一個時代的人們之間，面對同樣的事情也會有相當不同的感受；並透過年老的恭一之口，說出了（戰爭）逼著一些日本人去做出他們不願意做的事情，甚至是，許多人在那當下根本不自知也無其它選擇，無疑是對戰爭將對戰爭的反省提高到更高的層次。

《東京小屋的回憶》雖然讓我們看到了女性衝撞父權社會的企圖，但是也讓我們看到了那在當時的不可為，然而，整個衝撞卻在好多年之後，透過多喜自身的女性／陰性書寫，而展現了突破束縛與困境的曙光。